净利首破百亿，比亚迪“断油”开挂******
特斯拉交出“史上最好”成绩后，稳坐“销冠”宝座的比亚迪也揭晓了2022年亮眼的一年。
1月30日晚间，比亚迪发布2022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营业收入突破420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望实现160亿元-170亿元，同比增长425.42%-458.26%。
这是比亚迪全年净利润规模首次突破100亿元，其中去年四季度净利润或超66亿元。2021年，比亚迪净利润仅为30.45亿元。停售燃油车后，比亚迪不仅再度扭转净利下跌趋势，更有望交出上市近12年(以比亚迪A股上市时间为基准计算)以来最佳年度成绩单和单季度净利润历史之最。
不过，比亚迪的价格区间和智能驾驶技术跟特斯拉还有差距。在业内看来，弥补上这些短板才能在荣誉宝座上坐稳。
1月31日，比亚迪高开。截至当日收盘，比亚迪A股报285.80元/股，上涨1.35%。
“销冠”上演翻身仗，净利至少涨4倍
比亚迪开挂的业绩是意料之内。
2022年前三季度，比亚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已达93.11亿元。若按公告预告数值下限计算，去年第四季度比亚迪净利润至少为66.89亿元。
自2011年以来，比亚迪净利润大多处于两位数水平，2012年一度低至0.81亿元。12年时间，比亚迪净利润曾6次出现同比降幅，其中2021年净利润为30.45亿元，同比下滑28.08%。
对于业绩超预期增长，比亚迪在公告中表示，新能源汽车行业持续爆发式增长，公司克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及诸多超预期因素冲击，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实现强劲增长，推动盈利大幅改善，并有效缓解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
自2022年4月官宣停产燃油车，比亚迪销量一路高歌猛进，以50余万辆的销量优势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冠”。
值得注意的是，若仅从纯电动汽车领域来看，2022年全年特斯拉全球交付131万辆，虽未完成其年初定下的150万辆目标，但仍比亚迪纯电动汽车多出40万辆，蝉联全球第一。
比亚迪的销冠优势，在于插电混动车型加持。根据比亚迪1月2日披露的产销数据，2022年全年累计销量为186.9万辆，同比增长152.5%，超额完成150万辆年交付目标。其中，纯电动车型91.1万辆，同比增长184%；插电混动车型94.6万辆，同比增长247%。
比亚迪在公告中表示，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方面，消费电子行业需求持续低迷，导致产能利用率偏低，该业务板块盈利承压，但受益于海外大客户份额提升及业务结构优化，实现了业务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业绩预告发布后，多家券商机构表示看好比亚迪销量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
东吴证券研报表示，比亚迪销量持续高增，产能利用率提升，规模效应显著。预计2023年比亚迪单车盈利维持1万元左右。华西证券则指出，汽车业务量价齐升，比亚迪业绩加速兑现。展望2023年，比亚迪汽车销量预计突破300万辆，出口及海洋网新车型导入有望成为两大核心增长点。
国海证券研报提出，2023年将重点关注比亚迪“新品投放、产能扩张、高端品牌、海外市场、盈利优化”几大看点，并上调对比亚迪的业绩预测。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汽车行业高级研究经理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仔细看比亚迪的销量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是插电式混动车型，特斯拉只有纯电车型，而且比亚迪的价格区间跟特斯拉还有差异，二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竞品。“比亚迪的智能驾驶技术跟特斯拉还有一定差距，弥补上这一短板才能真的在荣誉宝座上坐稳。”
发力高端品牌，比亚迪秀肌肉？
在比亚迪蓝图中，将形成比亚迪品牌(王朝网、海洋网)、腾势品牌、仰望品牌和专业个性化全新品牌的全新矩阵，覆盖从家用到豪华、从大众到个性化，满足用户多方位、全场景的用车需求。
1月初，预热已久的比亚迪百万级新能源品牌仰望揭开面纱。在发布会现场，仰望销售事业部总经理胡晓庆透露，仰望品牌将建设完全独立的销售渠道，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陆续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体验中心。
根据比亚迪此前披露的消息，仰望品牌定位高于腾势，售价区间在80万-150万元，旗下所有车型均标配比亚迪的最新“易四方”技术。
以“易四方”技术开拓百万级新能源市场，比亚迪正式发起产品升级和品牌向上的攻势。与此同时，随着仰望品牌的正式发布，比亚迪乘用车产品矩阵又添新“拼图”，旗下王朝网、海洋网、腾势品牌、仰望品牌四大产品矩阵已覆盖10万元至百万元价格区间，且各品牌车型价格梯度明显。
一位汽车行业内部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仰望品牌的推出并不是为了走量，对比亚迪而言，更多的是向行业展示最新的技术。而除仰望品牌外，比亚迪还将推出一个专业个性化全新品牌，打造专业级产品，与用户共建共创，将于2023年面世。
“中国车市的高端需求总体较强，新能源的渗透率也必然达到较高水平。”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由于目前的进口车和合资豪华车在高端电动化表现较慢，因此高端市场自然有更具税收政策优势和产品优势的自主电动车的市场空间。由此，自主品牌电动车高端化潜力巨大。
“目前中低端市场已是一片红海，竞争非常激烈。豪华高端市场仍有发展空间，所以大多数自主车企将向高端豪华市场发起进攻作为企业的战略。”不过，中博联智库特聘专家、黄河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张翔认为，与其他市场客户群体购车时考虑的性价比、科技感等因素不同，豪华车用户群体不仅会考虑品牌知名度，还会考虑品牌的沉淀和积累等，这也是比亚迪目前进入高端豪华电动市场面临的一个挑战。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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