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十答｜重磅！全面注册制来了！带来哪些影响？利好哪些板块******

　　文/陈康亮

　　靴子终于落地！

　　1日晚间，中国证监会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涉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主要制度规则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历时4年之久，至此，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作为资本市场关注度最高的“一号工程”，全面注册制的实施意味着什么？哪些细节值得关注？新规将带来哪些影响？利好哪些板块？

　　国是直通车综合官方和权威专家、机构观点，推出“十问十答”：

　　全面注册制是什么？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主要标志是：制度安排基本定型，覆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覆盖各类公开发行股票行为。

　　在改革思路上，把握好“一个统一”“三个统筹”。“一个统一”，即统一注册制安排并在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各市场板块全面实行。“三个统筹”：一是统筹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二是统筹推进基础制度改革；三是统筹抓好证监会自身建设。

　　全面注册制是如何“诞生”的？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曾指出，2000年之前，中国的股票发行制度是行政审批制。2000年之后推行核准制，核准制与额度制、审批制相比有巨大的进步，开始重视专家在股票发行审核中的作用。

　　2018年11月，官方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标志着注册制改革进入启动实施阶段。2019年7月22日，首批科创板公司上市交易。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推进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2020年8月24日正式落地。

　　2021年11月1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揭牌开市，同步试点注册制。

　　总的看，经过4年的试点，市场各方对注册制的基本架构、制度规则总体认同，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的功能作用明显提升，法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发行人、中介机构合规诚信意识逐步增强，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更趋完善，市场结构和生态显著优化，具备了向全市场推广的条件。

　　全面注册制相较此前试点有何升级？

　　整合上交所、深交所试点注册制制度规则，制定统一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交所注册制制度规则与上交所、深交所总体保持一致。交易所制定修订本所统一的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规则。

　　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上交所、深交所主板。改革后，主板要突出大盘蓝筹特色，重点支持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规模较大、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企业。相应的，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并与科创板、创业板拉开距离。主板改革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更加清晰，基本覆盖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

　　主板主要服务于成熟期大型企业。科创板突出“硬科技”特色，发挥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作用。创业板主要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北交所与全国股转系统共同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全面注册制下，股票如何发行审核？

　　在充分听取市场意见的基础上，此次改革对发行上市审核注册机制做了进一步优化。

　　在交易所审核环节：交易所承担全面审核判断企业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责任，并形成审核意见。审核过程中，发现在审项目涉及重大敏感事项、重大无先例情况、重大舆情、重大违法线索的，及时向证监会请示报告。证监会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板块定位进行把关。

　　在证监会注册环节：证监会基于交易所审核意见依法履行注册程序，在20个工作日内对发行人的注册申请作出是否同意注册的决定。

　　全面注册制下，交易机制有何变化？

　　变化主要发生在主板。本次改革借鉴科创板、创业板经验，以更加市场化便利化为导向，进一步改进主板交易制度。主要措施：一是新股上市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二是优化盘中临时停牌制度。三是新股上市首日即可纳入融资融券标的，优化转融通机制，扩大融券券源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改革从主板实际出发，对两项制度未作调整。一是自新股上市第6个交易日起，日涨跌幅限制继续保持10%不变。主要考虑是，从实践经验看，主板存量股票及新股第6个交易日起波动率相对较低，10%的涨跌幅限制可以满足绝大部分股票的定价需求。二是维持主板现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不变，对投资者资产、投资经验等不作限制。

　　全面注册制如何把好“监督关”？

　　放管结合是注册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总的思路是，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在“放”的同时加大“管”的力度，督促各市场主体归位尽职，营造良好市场生态。

　　在前端，坚守板块定位，压实发行人、中介机构、交易所等各层面责任，严格审核，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实行注册制并不意味着放松质量要求，不是谁想发就发。

　　在中端，畅通强制退市、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多元退出渠道，促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严格实施退市制度，强化退市监管，健全重大退市风险处置机制。

　　在后端，保持“零容忍”执法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严重违法行为，严肃追究发行人、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责任，形成强有力震慑。

　　全面注册制如何更好监督“公权力”？

　　在审核注册流程方面，建立分级把关、集体决策的内控机制，防范权力过于集中。

　　在业务监督方面，完善交易所权责清单，建立健全交易所内部治理机制。证监会加强对交易所审核工作的监督和考核，督促交易所提高审核质量。证监会内部也将强化内审部门对发行注册的业务监督。

　　在廉政监督方面，坚持和完善对交易所的抵近式监督和对发行审核注册的嵌入式监督，从严管理审核注册人员、“两委”委员，坚决整治政商“旋转门”。

　　下一步，将建立发行人廉洁承诺机制，深入推进中介机构廉洁从业建设，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让行贿人“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过渡期如何安排？

　　1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前后相关行政许可事项过渡期安排的通知》称，自该通知发布之日起，中国证监会继续接收主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申请。全面实行注册制前，中国证监会将按现行规定正常推进上述行政许可工作。

　　全面实行注册制主要规则发布之日起，中国证监会终止主板在审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的审核，并将相关在审企业的审核顺序和审核资料转交易所，对于已接收尚未完成受理的主板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申请不再受理。

　　全面实行注册制主要规则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后，交易所开始受理主板其他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申请。

　　全面注册制有何影响？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荀玉根表示，一方面，全面注册制有利于改善 A股行业结构，在此前注册制改革试点的推动下，A股IPO项目数量和规模稳步提升，全面注册制下，随着越来越多新兴产业公司在A股上市，市场中“新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攀升，进而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趋势形成助力。

　　另一方面，全面注册制推行后 A股估值和交易结构或将进一步分化。过去小市值公司也具备可观的“壳价值”，注册制使“壳价值”被极大压缩，从而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股价表现与基本面的联系。借鉴美股与港股市场交易向龙头公司集中的趋势，随着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深化， A股市场整体的交易结构或将持续偏向龙头公司，小盘股的估值溢价有望进一步压缩。

　　全面注册制利好哪些板块？

　　方正证券发布研报称，全面注册制落地利好券商，头部效应凸显。券商投行业务直接受益，全面注册制下，股票融资规模将会显著增加，带动投行业务收入提升，投行业务资源向头部券商集中现象明显，预计项目经验丰富的头部券商将更具竞争力；市场化定价更利好头部券商，券商投行由通道中介转向定价中介，投行实力更强的券商，更有机会获得优质企业资源，发行价更高，保荐费也就更高，同时由于跟投机制，合理定价及后续股价走势对于券商收益有较大影响；市场活跃度提升利好经纪业务、两融业务，预计伴随全面注册制落地，券商各业务条线收入将进一步增长。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不留遗憾，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但在年后办理离婚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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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年后扎堆离婚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声明中解释，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无独有偶，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的视频。据此，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1月31日，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的人数为3对。处于正常状态，并没有所谓结婚、离婚高峰期。”

　　然而，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的预约日期、人数已满，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该接线员解释，这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这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此外，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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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所以我们还是把离婚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梁女士还是有些哽咽。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但她已经知道离婚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过年期间，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的父母表达了感谢。在梁女士看来：“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也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其公司成立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分担春节期间的家务等等，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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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的攀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03年开始，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粗离婚率为1.05‰，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的可能性；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社会进步带来的人们思想解放，对传统婚姻的理解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离婚率走高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9年后，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对此，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文军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在文军看来，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社区调节工作，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