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博白：乡村的年味儿越来越浓******
本报驻广西记者 宾 阳
腊月迎春，桂东南乡村的年味越来越浓。1月5日晚，六万大山西麓、千岛湖东岸，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江宁镇长江村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正在这里举行。
有一股力量催人奋进
当晚的节目丰富多彩，独唱、舞蹈、杂技、小品、快板等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深受村民喜欢。“特别是采茶戏小品《三下跪》，讲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让我非常感动。”长江村村民李阿姨有感而发。
《三下跪》讲的是养羊专业户刘济源对偷羊村民李中田的谅解并提供就业机会的故事。博白县采茶剧团团长吕光东说：“守法、孝顺、包容互助、坚定理想信念和奋发图强，是该作品展现给观众的主题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下跪》正是根据长江村发生的故事而创作的。刘济源的生活原型是长江村土生土长的“80后”刘入源。近年来，刘入源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1500户贫困户养殖黑山羊脱贫致富，户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与此同时，刘入源热心公益，2017年起，每年捐助120万元，用于扶贫帮困。2018年以来，刘入源先后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十佳农民”等称号，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自己的经历被搬上文艺舞台，是乡亲们的信任、社会的认可，我更觉责任重大。”刘入源表示，今后要不断创新模式，把特色产业做强做大，推动乡村振兴，让更多的乡亲发家致富。
把欢乐送到村头巷尾
“《秋意》《心之愿》两个舞蹈节目美到醉人。”1月4日晚，博白县的文化惠民演出在水鸣中学举行，喜欢舞蹈的初三学生李美琳说，“看到精彩的演出，学习疲劳感立马烟消云散。”
“通过下乡演出，我们更了解基层，更清楚观众喜欢什么节目，对创作很有帮助。”李开贵是博白县采茶剧团的年轻舞蹈演员，他认为，基层舞台是一个实打实的练功坊、大学校。
水鸣中学教师宾业菊表示，演职人员下午就来搭台了，晚上演完还要拆运，加上天寒地冻，演职人员好辛苦，“基层群众的欢乐当中饱含艺术工作者的汗水”。
“虽然辛苦，收获也是满满的。”身兼演员和主持人的黄一苹感慨地说，从2017年至今，她主持文化惠民演出已经有200多场。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演出中下起了雨，很冷，演员们坚持演出，观众一个也没走，撑着雨伞看完演出。“结束后，乡亲们送来了姜糖水，并感谢演员们冒雨表演精彩节目。那一刻，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黄一苹说。
按照计划，2022年10月10日至2023年1月10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博白县2022年文化惠民文艺演出共38场，由博白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组织举行，在全县28个乡镇的乡村、社区和学校巡演。
“演职人员白天在县城上班，下班后到相关乡镇村屯演出，持续近3个月。”吕光东表示，有时候去一些偏远的乡镇，路程较远，演出后回到县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在节目方面，博白县的文化惠民演出注重基层群众喜闻乐见、文化传承、艺术欣赏和生活科技普及，兼顾艺术性、娱乐性、正能量和政策宣传，提高乡村群众参与热情。
乡村振兴需要文化振兴，需要把文化发展成果带到基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群众文化自信。“把欢乐送到村头巷尾，让艺术走进基层、贴近群众、融入生活。”吕光东说。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博白是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全县常住人口近200万，近六成在农村。在乡村振兴中推动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除了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承担的文化惠民主题演出，全县还有70多个民间文艺团体，每年到各个村屯演出数千场次。”博白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庞剑表示，其中，大部分演出被列入政府扶持范围，每场补贴2000元至3000元。执行过程中实施抽查机制，调查演出的群众满意度，并据此协调演出团队，确保演出质量。
水鸣联合采茶戏团目前有11人，以演出桂南采茶戏为主，剧目多为《吕蒙正》《董永卖身葬父》等古装剧，每年演出近300场。该团的骨干演员梁振业表示，政府补贴可以解决剧团部分开支，更重要的是激发民间艺人创作和演出的热情，不断提高节目质量。
博白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桂南采茶戏是该县代表性民间戏曲艺术。在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当中，博白县采茶剧团改制成立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县民间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和展演中心，并在各乡镇成立30个艺术培训中心。2015年起，博白县与广西艺术学校合作，委托办班培养采茶戏和杂技人才，培养对象均为各艺术培训中心发现的好苗子。几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艺术人才从学校毕业回到县里，队伍日益壮大。
青年演员覃福友2015年被选送到广西艺术学校学习戏曲专业，2018年毕业回来之后，他参加了新编排的大型桂南采茶戏《绿珠女》《八桂先锋朱锡昂》等剧目排演，表现出色。如今，覃福友已成为采茶剧团独当一面的年轻骨干演员。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丰富精神食粮和重要保障。”庞剑说。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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